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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樹增:我希望用文字和讀者對話
2019-05-24 09:14:01 作者: 舒晉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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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人問王樹增:作品中有沒有鮮為人知的東西?

  他說,作品的真正價值不是揭秘。

  “當歷史已經呈現在后人面前時,盡管會十分紛雜但鮮有內幕可揭。我的功夫在于梳理紛雜的史料,從中提煉出能夠給予現在或者未來以參照的歷史規律,給讀者提供出真正富有價值的個性解讀。揭秘不是我的寫作追求。"被譽為“非虛構寫作”第一人的軍旅作家王樹增,其戰爭系列作品《長征》《抗日戰爭》《解放戰爭》《朝鮮戰爭》,所看重的不是介紹歷史流程或揭秘什么歷史真相,而是去發掘在極端的戰爭條件下所形成的信仰與精神力量,以及這種精神力量對于當代中國人的意義。

 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。會議結束后,總書記與參會者一一握手,他對作家王樹增說:“長征是一件偉大的事,你的《長征》寫得很好。”據人民網報道,2016年第一天,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他的辦公室發表了新年賀詞。通過視頻畫面可以看到,習主席書柜上擺放的書分門別類,涵蓋面極廣。這些書大致可分為古典文學、現當代文學、辭典、歷史、國際政治、科學素養等門類,其中,唯一一部當代文學作品,便是王樹增的《抗日戰爭》(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)。

  問: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寫作,發表的處女作是哪一部?當時是怎樣的狀況?

  王樹增:我是北京知青,1968年去山西呂梁山下鄉,一聽那個村的村名就知道它有多小:“羊舍”。羊舍村非常貧困,我在那里是純粹的農民。兩年之后,老鄉用大車把我拉到縣城的武裝部,穿上了軍裝,我當了特種兵:傘兵。

  我個人認為,作家先天因素占很大比重,很少有作家是中文系學出來的,這不大現實。下鄉之前我是初二學生,在那個年代屬于“準知識分子”。我上學的時候,最喜歡的是作文課,成績一直名列前茅,老師總拿我的作文當范文,充分滿足了我的虛榮心。我的散文比較早地發表在空軍的報紙上,第一篇小說是在《解放軍文藝》上發表的,描寫傘兵生活的短篇小說《著陸點》。我總覺得自己是可以寫大東西的,一開始就覺得自己可以成為作家,既不知道文學的基本理論,也不懂小說構架的基本常識,只是懵懵懂懂地寫,沒有稿紙,就在硬皮本上用鉛筆寫,寫了厚厚一摞。

  問:寫作初期是怎樣的情況?您的寫作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歷程。

  王樹增:改革開放后,不僅是我個人,而是整個中國文學的黃金時期,現在還耳熟能詳的許多優秀作品都是那時候出現的。因為突然接觸到中外經典作品,才知道文學居然是這個樣子。原來覺得柳青的《創業史》是范文,后來才知道文學天地可以那么廣闊。我讀到艾特瑪托夫、讀卡夫卡,自己作品中開始摻雜了各種稀奇古怪的流派,比如我在寫中篇小說《紅魚》時,里面的一大段沒有標點,當時認為是很時髦的寫法。

  一方面我們對閱讀有著饑不擇食的渴求,另一方面,容得下一張書桌的日子沒有實現。我們欲望叢生,總覺得可以拼一把,面前擺了一百條路可以走。

  問:那么在“一百條路”當中,怎么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路?

  王樹增:后來我去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任編劇,還得到戲劇界最高獎曹禺文學獎。那時什么都寫,除了不會作曲。但是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文學。

  20世紀90年代初期,中國社會發生了復雜的變化,人們的心態都很浮躁,尤其我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工作,不知道該怎么理解這個社會,我的理想社會不是物欲橫流的社會。

  問:您在文學寫作、戲劇界等方面都很有成就。能介紹一下經驗嗎?

  王樹增:也是跟前輩學習,從寫作時養成的習慣。看一部優秀的作品時,列出它的人物、人物關系,研究它以什么情節背景襯托,拿什么當底托,再分析是復線還是單線,怎么利用細節造成陡轉,所有作品中的陡轉點陡是技術。換句話說,就是“制造危機”。好的文學技巧是大危機套小危機。我說的“危機”有兩種,一是外界推演的外部危機,這個好設置;最重要的還是情感危機,兩個“危機”糾纏到一起,有很多節點,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寫好涉及主線復線的節點,這些節點就是文學魅力的所在。比如電影《亂世佳人》,巨大的戰爭的危機與男女主人公復雜的情感危機糾纏在一起,跌宕起伏,貫穿始終,它的文學技巧用到了極致,所以才能成萬古經典。

  專業作家必須會“拆”文學作品。很多中外文學名著、曹禺的主要劇本,包括陳忠實的《白鹿原》我都拆過。優秀的文學作品一定有規律、有技巧可言。分析優秀的文學經典的情節,沒有什么特殊,無外乎生離死別,各式各樣的的生死離別。最近我又在拆《安娜卡列尼娜》,看它的布局、推演、人物列表、情感走向;《靜靜的頓河》沒有大起大落,但是它非常復雜地、用全力描述的是關乎情感的細節。這里包括男女情愛關系、戰爭當中的戰友關系,甚至敵我之間的情感關系,都是文學的要素。我后來才知道,好的非虛構文學作品,也必須遵循這條文學原則。

  問:掌握這么豐富技巧,為什么沒有繼續虛構文學寫作?

  王樹增:我寫的虛構文學作品,最后一篇是《禁止憂郁》,發表在《花城》上。我不是憂郁,是困惑。我沒有虛構的心境了。余華寫《河邊的錯誤》,劉震云寫《新兵連》,看了他們的作品,我心里忐忑不安。莫言的《紅高粱》出來,我看后非常驚訝。我說這小說寫得不得了,我認為要出大事情,小說已經可以這樣寫,可以這樣設置人物,用這樣的語言表述,傳達出對歷史這樣的認知。文學思維就要反常規思維。我思維的飛揚程度不如莫言,我開始思考我的一畝三分地在哪兒。

  再一點,我受非虛構作品影響很重,赫爾曼沃克的《戰爭與回憶》,包括高更的傳記等。歷史,被文學性地記述時,居然能夠帶給閱讀者不同于一般歷史書籍的感受。正好那時候有個機遇,有出版社希望我寫報告文學《朝鮮戰爭》,說給我幾個月的時間交稿。我就開始研讀朝鮮戰爭,一讀就是四年,越研讀越有意思,光戰爭史料的筆記就有二百多萬字。我趴在故紙堆里,與戰爭中的靈魂對話,與國家歷史的往事對話,等我寫作的時候,我終于知道我能寫出好作品。寫完《朝鮮戰爭》后,便一發不可收拾。我決定寫非虛構作品。非虛構類文學,是世界文壇的半壁江山,且經典迭出。雖然我的作品表現的是戰爭,實際上是寫中國人的心靈史。

  問:2006年,為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,有258種關于長征的原創圖書出版,其中就有您的《長征》。聽說《長征》銷量已過百萬冊?

  王樹增:寫《長征》特別苦,路難走,人更難找,因為參加長征的人健在的也八九十歲了。我發現這些老人什么都可以忘,但是他們沒牙的嘴里還可以唱出很多的歌,不僅僅是紅軍的歌,還有他們家鄉的情歌。雖然暮年垂老,他們的少年時期都快樂過。今天的青年人常說郁悶、不快樂,快樂與物質多少不成比例,不是擁有多少財富你就快樂。《長征》中有一句話:“他們的快樂從何而來?”我也是問我自己:人生怎樣才是快樂的?我作為軍人,為戰爭存在,但我希望戰爭永遠不發生,戰爭是對人類破壞最大的行為。但是,人類社會還沒發展到讓戰爭永遠消失的階段。一個民族有可能在某一階段被迫面對戰爭,為民族利益為國家安全,所以才有軍人職業的存在。這個時刻來臨時,這個民族必須顯示出應付危機的英雄氣概。

  問:您認為《長征》銷量成為奇跡的原因?

  王樹增:我個人認為,在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心目中,有一種對前輩認知的渴望。我認為,這種認知的渴望是最強大的正能量,是一個民族的血脈傳承。這種渴望是基因里的,是斬不斷的。在我的戰爭系列作品中,《長征》的情感是最飽滿的,我相信我的情感能傳染給讀者。

  問:如果請您概括自己的戰爭系列作品,您會怎么概括?

  王樹增:我不是軍事學家,不是歷史學家,更算不上學者,作為從事非虛構文學寫作的作家,我的戰爭系列和近代史系列作品,與其說是寫歷史,不如說是寫一個民族的心靈史。《長征》可以用永不言敗概括,《解放戰爭》在寫人民的抉擇與力量所創造的歷史,《抗日戰爭》在創作上我有一個強烈的動機,就是中華民族的不屈,規模宏大地演繹我們這個民族頑強生命力的所在。

  問:您的戰爭系列作品,更多地關注了人文情懷。

  王樹增:人文情懷是我的最高追求。處理史料時,我更關心的是參與戰爭者的精神狀態。戰役過程的敘述對我來說不困難。作為作家,寫作技巧是第二位的,評判作家的高下是靠人文情懷,這是根本的尺度。《抗日戰爭》中我用了很大篇幅寫高校轉移,我記錄的不是過程,而是精神。學術精英們寧愿長途跋涉到后方去,不愿意在統治區安置一張書桌。這讓我肅然起敬。淞滬戰役打響時工業大轉移,很多資本家誓死保留中國最后的工業血脈。民生公司的盧作孚不但是大資本家,更是民族英雄。他說,國家臨難,我所有財產都是國家的。民族精神不死,文化不死,這個民族就打不倒。

  問:《解放戰爭》(修訂版)即將出版,請問主要修訂哪些方面?

  王樹增:一是校勘謬誤,盡量減少因為年代久遠史料上的失誤;二是補充新發掘出的細節,不斷豐富作品內涵,提高可讀性;第三,戰爭行為是豐富復雜的行為,隨著對史料的挖掘不斷豐富,在軍事史料研究上不停地有新的成果,可據此來彌補戰爭軍史角度上的個別疏漏。

  問:您怎么看待戰爭軍史和文學作品的區別?

  王樹增:我個人認為,史書和非虛構文學至少有一個區別。戰爭史是以事件為軸心,考證某個歷史時期事件的因果關系,最后得出史學意義上的歷史趨勢的邏輯原則。我寫的是非虛構文學作品,著眼點是人的命運、人的生存狀態。刻畫人物需要細節,需要當時時代情境之下鮮活的人物細節。這對于寫作來說,比事件情節寶貴得多。

  問:情節和細節,在文學作品中作用各自不同。

  王樹增:情節是歷史脈絡,必須準確,改不得。我在情節考證上下足了功夫。文學作品以人為軸心,細節的充盈才是文學作品的魅力。很多人讀了我的書,認為大背景小細節是我的作品顯著的特征。這不是我的首創,是文學作品的基本原理。從閱讀上講,好看不是指詞藻華麗,是閱讀上情感的體驗、情感的積累和情感的飽滿。好的文學作品,無不彌漫著作家飽滿的情感,通過文字傳達給讀者,這是美學和接受美學的基本原理。

  問:《解放戰爭》在敘寫重大事件的同時,很多有意趣的細節生動而且意味深長。比如胡宗南攻占延安后,“開設了一個為人民服務處”,又是發救濟金、發棉布、發米等,“胡宗南發現這樣下去實在難以承擔,而更重要的是民眾依舊不說國民黨的好話,所有的服務內容只好停止”。再比如王震與被俘的旅長,“他們互通姓名,一如朋友相見”,晚上一起吃晚飯,談天,“幾個小時之前還和身邊的這個人拼死廝殺,而現在卻如同兄弟一樣睡在一條炕上”。這樣的細節在我們的閱讀經驗中是未曾見有的。

  王樹增:這也充分說明共產黨的自信。這樣的細節很重要,有人整理史料的時候忽略了,我視為珍寶。

  問:您選擇史料細節的標準?

  王樹增:情感的濃度。戰役過程是冷冰冰的。作戰是千方百計避免情感的干擾。否則非出問題不可。文學作品正好相反,什么叫文學性?對人類情感最深刻的解剖、關注和渲染,這是文學性,沒有第二個定義。

  問:具體到《解放戰爭》,能否舉例談談修訂的內容?

  王樹增:比如說早期山東戰場的萊蕪戰役、孟良崮戰役。當時山東形勢非常復雜,根據地嚴重縮小,現在有新的史料說,當時丟了臨沂,跟著軍隊轉移的百姓有40多萬人。原來我沒想到這么大規模。一般軍隊也不允許百姓跟著最后還打了個勝仗。我們老說魚水情、生死相依。這就是。這在人類戰爭史上都罕見。這就又回到解放戰爭的主題,解放戰爭是人民的戰爭。重慶談判之后,任何媒體都不會認為共產黨會打贏,勝算很小。山東損失很大,解放區核心是臨沂,臨沂都丟了。解放戰爭說是四年,真正戰爭打了兩年,兩年之內,國民黨執政黨政權垮了,數百萬的軍隊說沒就沒了,這在軍事上是解釋不通的。解放戰爭的結局用軍事的觀點不能夠完全解釋,它必然含著這片土地、這個國家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民族心理等所有的因素。另外,解放戰爭直接關系到我們今日中國的生活樣式,和我們每個人的人生命運息息相關的。我想我有必要去認真寫它,用我的筆來記述那樣一些往事,提供給喜歡我的讀者。我是為我們的父輩而寫作的,因為解放戰爭是離我們距離最近的一場國內戰爭,很多戰爭的參與者現在還活著,我見過他們很多人,都是我非常崇敬的父輩,他們身上所給予我的一種對于信仰,對于幸福、快樂等這些生活觀念的傳輸,使我深受感動。我相信能夠感動我的東西,通過我的筆也能夠感染和感動我們的讀者。

  問:寫作過程中您對于解放戰爭的認知,有過變化嗎?

  王樹增:解放戰爭是人民戰爭史的奇觀。在歷史關鍵時刻,老百姓寧愿傾家蕩產全力支持你。“最后一碗米當軍糧,最后一塊布做軍裝,最后一件棉襖蓋在擔架上,最后一個兒子送到戰場上。”這是沂蒙精神的真實寫照。一個不識字的農民憑什么把政治熱情傾注在你身上,要搞清楚原理是什么。一個政黨要贏得民心,就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爭取利益。這是最樸素的情感基礎。解放戰爭充分地體現了這樣一條真理,就是為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。農民分得土地,就產生了情感的傾向。有了這一畝三分地,生活就會有希望。他們生活在底層,他們終于見到亮了。所以不惜一切保護他們的憧憬和夢想,《解放戰爭》就是寫這個。

  淮海戰役中,六百萬老百姓作你的后盾,哪一支軍隊享受這樣的待遇?我們老說人民軍隊有自己的特色,這是最大的特色。“子弟兵”這三個字不是虛的。毛澤東說,真正推動歷史前進的是人民。確實如此,中南海“為人民服務”五個字不是一般的分量,你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,這不是口號。民心所向在戰爭中起了決定作用。所謂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。《解放戰爭》是歷史的某一個時刻充滿魅力的戰爭,揭示了人類發展的基本規律,其中很多讓人潸然淚下的細節,關乎到我們的父輩。

  問:寫作中,您對于解放戰爭最深刻的體會是什么?

  王樹增:我是軍人,最早對軍史感興趣。解放戰爭是軍事上的奇跡。我們把以少勝多、以弱勝強,大規模的戰略運用達到了極致。有些戰役可圈可點,不可思議,有高超的指揮藝術,靈活的戰斗藝術,用文學的話講,我們的軍隊在國土之上往來縱橫,如入無人之境,這種自由度很難想象。你之所以在大規模的運動戰中往來自由,是這塊土地給你自由。是像草一樣的百姓給了你自由,讓你走到哪里都通行自如。國民黨的作戰原則就是宿營不得進村,我們是完全相反,民心向背是普通道理,縱觀歷史,仔細梳理,無一例外,包括世界大戰。還沒有哪一場戰爭是和廣大人民群眾相背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。所有的奇跡歷史上的所有發生的奇跡,都和民心向背有關。這是我深刻的體會。

  問:您說過自己的寫作有兩條線,一是中國革命史系列,包括《長征》《解放戰爭》《朝鮮戰爭》;還有一個是中國近代史系列,包括《1901》《1911》和《1921》。《1901:一個帝國的背影》是在什么背景下寫出來的?

  王樹增:寫完《朝鮮戰爭》之后欲罷不能。我又寫了《1901:一個帝國的背影》這是我少年時所受近代史教育的反思。我接受的近代史教育,回答不了我心中的疑問。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,起不了多大作用,如果僅是讀書。誰要讀懂了1900年到1930年中國近代史三十年,誰就讀懂了中國的今天。這三十年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,摸索了無數條建國的路,我想,第一步,應該從1901年庚子事件寫到辛亥革命,我再寫1911年,寫辛亥前后,看看那位被稱為國父的人,建立一個怎樣的中國。

  問:寫作中您對自己有什么要求?

  王樹增:寫作非虛構是非常消耗心智的勞作,體力透支太大。可是寫了這么多年,我沒有動搖。這一部書印出來五十萬字,筆記沒有一個少于一百萬字,我對自己要求十分苛刻,這類作品有兩個特質我必須做到:一是必須尊重你認為的歷史真實和原貌,這里沒有絕對,歷史只是書寫者的真實,要達到這一點必須下大量苦功夫,對同樣一個事件,要用多方史料去核實,從而找到帶有自己判斷的歷史觀點。讀者之所以喜歡你的書,是因為你引導他思考,讀到了新的歷史解讀的角度,否則你拿什么引導他?

  你要保持歷史最大限度的原貌,必須讀書采訪、核對史料,這個工作太浩瀚了。我舉個例子,好比說寫黃繼光,鼠標加鍵盤一蕩,網上全有,這是絕對不允許的,必須圍繞核心找歷史資料。我找到了當時給他擦尸體的小護士。

  這不是史學意義上的考證,這是有區別的,反復求證,尋找敘述新的角度、新的認知。你總是下不去筆,總認為沒洞察到歷史的原貌,人云亦云你寫什么?你都沒看到光亮怎么給讀者光亮。為求證一個細節熬一兩個月是很正常的;二是必須是文學敘述,這不是史學著作,你寫戰爭不是寫軍史或戰史。文學敘述的核心是人。你必須尋找到,你敘述的那個歷史、那個人的心理的模樣,你和他們心心相通,你認識他們、結識他們,筆下才能出人物,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這也是我系列作品贏得讀者好感的原因。

  《朝鮮戰爭》好像寫戰爭,實際還是寫人。我有個歷史觀,人民是創造歷史的英雄,我大量的筆觸是寫最普通的人。《解放戰爭》中寫了大量士兵,每寫一個必須有出處,我寫了很多農民跟著解放軍戰爭,他們是哪個村的必須是真實的,這些人使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凈化。這些普通的人,我無論如何查不到人名。我用文學的筆調,把這些普通人的命運和民族大命運聯系在一起時,書就生動起來了。我想,特質決定寫作的艱難。

  問:性格決定命運。是怎樣的性格才成就了今天的你?

  王樹增:內心的固執和堅持才使我走到今天。

  問:這種固執和堅持也表現在您的寫作中吧?

  王樹增:我總勸人不要像我一樣從事寫作。這是痛苦的事,哪有清風明月、紅袖添香的浪漫。那是要拼命的,拼體力、拼智力,把你消耗得差不多了,才能出一本書。以寫作為終身職業的人,注定是受苦人。剛開始寫《朝鮮戰爭》,出版社認為一年時間就差不多了,但是我卻不愿隨隨便便剪貼出一本書來,而是到處跑,搜集檔案,查找資料。寫《解放戰爭》也是這樣。比如寫董存瑞,在書里也就幾百字,查史料做采訪就用了一個多月。

  我總想回答一個疑問,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發展到今天,是什么力量支撐的?它怎么能這么有生命力地走到今天?我所有的時間都在尋找和回答這個問題,心無旁騖,也沒有別的什么追求。這就是我這么多年專心致志、寫得不能自拔的一個緣由。

  問:對您個人而言,您希望達到怎樣的創作狀態?

  王樹增:我多么希望豁然開朗的狀態,往往只是一點縫隙中透過一點光亮,我沿著這光亮往前鉆。我在《百家講壇》講了《長征》《解放戰爭》,我覺得“百家講壇”是百家之言,軍事是一家之言,不符合百家的特質。講的過程也險象環生。播出后還不錯,收視率沒有下降。我想,作為作家,我不是學術明星,那不是我做的事。寂寞書齋是我的理想生活,我希望用文字和讀者對話。 

        責任編輯 劉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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